IvanCANULL

最后一个数盲

   按照王小波的话说,现在的记者都得了数盲症。而我没有。如果我真的得了数盲,我现在就已经住在河东的黄河大道那儿了,我的数盲同行们都住在哪儿,高等行业的公寓,三百平米还带花园。他们和作家还有相声演员住在一个小区,应该是叫N市普遍真理宣传部直属小区。我不是没想过住进那个小区,而且这也不难,只需加入宣传部就可以分到一间不错的房。

    四年前,上面发了红头文件,要在N市成立普遍真理宣传部。所有的记者,作家还有相声演员“原则上”都需要加入宣传部。那时候我在N市新闻广播混的不错。当时文件下来的时候,光是传达文件精神的会议就开了一个月,之后是七十七课时的职称培训课程。我对待这种升职的好机会一直是相当重视,可是学习的过程并不顺利。但是我那些智商比我低了四十的同行们都顺利地考上了那个职称。考试前一个月,我每天下班后拼命复习,考试那天我头发都白了一片,生物钟彻底紊乱。

    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。我一道题都写不出来。旁边的一个相声演员(虽然我从没有听过他的相声,但是从他的稀少的发型可以猜出来)十分钟就交了卷。一个小时之后,我的考场里只剩下我和监考人两个人。监考人趴在 桌上躺着口水,我已经违背了自己的第十五条行为准则,拿出了我厚厚的复习资料开始往上抄。写的满满当当才交上去。我把复习资料塞回包里,悄悄地将卷子放在监考人的桌上。那张可怜的压在监考人脸下的试卷已经被口水浸湿,字像在打群架一样。

    我出了考场,走廊里空无一人,走到隔壁考场,晃出来一个肥硕的身影。他竟然是我最喜爱的相声演员!我忙不迭地冲上去,掏出我包里的复习资料,递过去(那是我包里唯一能写的上字的东西)。“给我签个名吧!”他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碳素笔,看也没看就往上写。字真丑,像达达艺术的画(我这话说的有问题,达达艺术不能被称之为“艺术”,应该是“杂乱无章的无病呻吟”,参见《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西方绘画艺术研究全集》,人民文艺出版社),一只狗在纸上打滚。后来我才反应过来,我刚才的行为有失记者的风度。我刚在思考该向他问些什么问题,他就开了口:“记者吧?别采访了。考的怎样?”

    我见他如此亲和,便跟他聊了起来。“还可以吧,应该能过。”走廊看不到尽头。

    “记者比咱厉害。我们说相声的,没什么文化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你现在那么出名,考不上又有什么关系?”一只刺猬冲出来,滚成一团向我冲过来。我踢了一脚,它飞了出去,砸灭了一盏灯。

    “你不懂。”他突然就冲了出去。去追赶那只滚动的刺猬。留下我孑然一身在走廊的尽头。我走反了。出口在那头。

我们领导说了,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全体记者都进宣传部。后来名单发下来,我们频道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进。我找领导理论。我拿着那份名单闯进台长办公室,吼他:“为什么只有我没进!我不相信我考不上!”他匆匆穿上裤子。说:“这位同志啊,你的情况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的。可是你得多想想自己的问题。我看过你的卷子,王二是吧。你的卷子上的字都看不清,全糊成一团。这能让你过吗?”

    “对不起,我是张三。”

    “这样啊,”他从衣架上拿了一根皮带系上,上面还挂着一件女士内衣。“你的问题主要是答非所问,写的驴头不对马嘴。呸。写的完全对不上号。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,而不是来这里对我很不礼貌地怒吼。 你出去吧。”

    我只好滚出去,完全被挫败了。一想到自己一个月的努力付之流水,就不由地哭起来。过了十分钟,台长的助理从办公室里出来,坐在了我的旁边,安慰我说:“张三啊,你别哭了,会好起来的。会有机会的。你咋像个孙子一样。”她替我擦干了脸上跟王二的试卷一样糊成一团的泪水,“领导要出来了,我走了,再见。”我不哭了,但我仍不能理解是什么挫败了我,弄得我毫无生机。

    再后来我连记者证都丢了(原因是形象不佳),只好在台里做编辑。做一档收听率为全台最低的午夜情感节目,大多与母爱,友情有关。工资也少了一千多。不过住宿的问题不用担心,宣传部给我分了一套房。我联想到《白银时代》里的情节,希望也有个女孩和我住一起。可是小说都是编的,并没有人和我同住一间房。

    从此我便和同事们分开了。和一帮思想不正的相声演员和作家住在了一起。有一个作家听了我讲的王二的故事,深受启发写了《我的舅舅》,你们现在都知道他叫王小波。当然我跟他关系不怎么样,他一直看不起记者这一行。可是我跟那帮相声演员玩的很熟,那个我最喜欢的相声演员,李四,也搬进了我隔壁。他没事就在楼下茶馆说相声,五十块一场不路费,(虽然路费也没有多少,因为就在东京路上)这和他以前的境况可不能比。我问他怎么会这样,他说都是因为那个宣传部,他差十三分就能进宣传部,所以很多场子都不敢请他去说,转而请那些他所谓的“二流相声演员”。他的名气仿佛一夜之间被人忘记。他往日的忠实粉丝,那些每次 演出都给他送花的听众,又去舔那些“二流”的屁股了,彻底地忘了他。相声界称这次为“相声界的新春”——“打倒了罪恶的相声界的大恶棍李四”“重整了相声的秩序”“通过相声传播普遍真理的成功尝试”。毕竟是说相声的,境况这样变化,心境却依然乐观。过着小市民的生活,准备明年的考试。

    令人可喜的是政策有所改动,就在今年的四月份。上头开恩,给了我一个机会,在一个国家纪念日的专题节目上发表一番评论。台长说了,只要说的好,就放你进宣传部。我想,这多半是助理说好话的功劳吧。纪念日在七月份,为了这番评论,我从四月份开始构思,五月中旬写了第一稿,那时不清楚要求,写了一万四千字,领导看了一眼,让我缩减到八千字,于是我花了十天想到底删哪一段。后来我索性删去了八成的连词,和起连接作用的句子。再一读,整篇文章变得节奏明快,支离破碎,又删去了大部分名言、俗语。文章又感觉是平白无物。大费周折总算缩到了七千多字。台长再拿去看,夸赞了我的高效,又说让我再去掉两千字。我想争辩,刚 说一句:“台长,……”他就让我离开,一种莫名的力量让我溃败,我说不出话来。

    中午下班后,我去找好朋友李四,和往常一样,他在茶馆里喝茶。茶馆装潢得很现代,巴洛克风格的八仙桌, 围着鸟巢一样的舞台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没说相声?”我问,招呼一个穿着睡衣的伙计端上一大碗茶。

    “复习迎考,准备今年的入部考试。”他面对一本厚厚的复习资料发呆。崭新的摊开在618页。我清楚地记得上面的内容。

    “你也准备入部?”

    “谁不想好呢?我也要混口饭吃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有空么?有空的话帮我改个稿子。” 我从包里拿出文件夹,整齐地装着七张A4纸。它们严肃地立正等待检阅。稿纸们好。稿纸们辛苦了!

    他用蘸着烧饼芝麻和麻油的手指捏过来,看了一眼。油条的油要是枣红色才好。辛苦的稿子一下子被弄得皱巴巴的。

    “七千字改到五千字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他从中间随便抽出来两张,一张用来擦嘴,一张拿来擦桌子。把剩下的稿子又还给了我。那两张就光荣地将衷心献给元首了,一次大裁军。

    下午我又赶去了台长办公室。剩下的五张紧跟着我。台长又一次夸奖了我,又说我工作效率很高,改的稿子也很好,很流畅。我想他不愧是数盲,很明智,尤其对文字很敏感,他夸奖我的方式也严格遵循了《台长大全》里的规定。这次他还给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让我把它改到六百字。我欣然地接受,心想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,更不能浪费这个宝贵的升职机会。

    我大费脑筋地修改了一个晚上,没了李四的帮忙,效率显然低了很多。忘了提了,李四在赋闲的这段时间考了一个《民谣吉他弹唱证》。今天晚上他显然是去东京路的酒吧驻唱的。

    当然这样的夜晚也曾无数次地经历过。只有一盏九十年代的白炽灯,和几乎灭绝的蚊子。我管这里叫珍惜物种保护区,一切都是少有的。我从不点蚊香,蚊子也从不咬我,它们总是很自觉地在十点左右就去睡觉了。我和蚊子安然无恙地生活了四年。这些蚊子都是高度进化的物种,虽然大脑没有人类这么高级,但已经完全适应了都市的生活,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命令。我说一声:“蚊子睡觉。”它们瞬间就不再发出恼人的嗡嗡声了。在囚禁的日子里,有一股生命的气息,总是值得珍惜的。

    我从直播室出来,从桌上拿起一瓶矿泉水就往里面灌。台长说是他的水,我差一点就吐出来了。还好这几年对恶心的事物已经免疫得差不多了。台长夸赞我讲得好。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评价。对于放我入部的事却撂在一边。我也不太好意思再提,心想算了吧,入不入部也无所谓了,毕竟这样灰暗的日子流过去不少了。后来想想如果那时我再跟台长巴结巴结,说不定那时候事情就定下来了。

    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七月中旬,台长点名请我去电视台做一档节目。就是我上次直播的内容,只需要再修改一下稿子。生活总是让人转来转去。一切都是尼采嘴中的“永劫轮回”,让人躲闪不及。这样的机会不需要躲闪,应该主动迎上去。——对于数盲们来说。我却视为一种报应,不得不去直面镜头。生活的镜头,电视机的镜头。这回改稿子的事不是落在我头上,而是台长自己揽走了这活。这于我自然是轻松了许多,也使得我有时间去考一个资格证,像李四学习——我雄心勃勃准备考《小说家证》,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能合法地看到这篇文章的原因,只要考了证,很多事情就变得方便了。比如出版小说。

    一个星期后,台长把修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,我先试着读了一遍,磕磕绊绊的,因为毕竟不是我写的,虽然说是修改,但就像做了全身的整容手术。我练习了一个上午,总算能按照直播演员的要求读了。到下午台长发给我一张《电视台临时直播演员证》,让我跟台里的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去电视台参加电视直播培训。我现在才知道,两种直播的规范并不相同。还好我有广播的底子,学起来挺快的,电视台的领导还说等我考入部后就把我从电台带过来——在电视台能发展得更快。

    晚上我又去找李四,他今天没有去说相声,也没有去驻唱,而是在家里复习。我问他:“台长把我的稿子改的面目全非,我不想念这个稿子,我想在直播时即兴发挥。你觉得怎么样?”

    他的头从复习资料中抬起来,眼里放着光,瞬间又黯淡成灰了。“你疯了么?你以为有什么用?底下人又不会听的。你说了有个屁用。”头又埋在了复习资料中。真理的光芒从每一个字符中喷发出来,涌到空无一人的大街上,流过挤满脑袋的公交车站,追赶着向现代化迈进的大厦,淹没了所有的鼻孔。

    我从电视台里出来的时候,心情激动的溢于言表。我终于能入部了。伟大宣传部。我飞进了金黄的双车道,马厩。飞奔的头发拖着长长的尾巴。将走在路上的行人不自觉地弯下腰。后来部门的正式的通知书发下来了,我成为我们电台最后一个入部的,也成了我们频道第二个转到电视台的。

    在一个午后,太阳躲到了筒子楼背面,没有窗户的一面。我接到了搬家的通知书,宣传部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套房。我回到即将告别的筒子楼,归拾东西,把还要穿的衣服打包。李四见我要走便前来送行,他很无奈地看着我忙活来忙活去的背影,或许他此刻在想他最后一个好朋友也要变成数盲了。我回头对他说:“我不会变成数盲的。永远不会。”

    他送给我一只刺猬,就是考试那天他捉住的,现在已经长得挺大的了。把刺缩起来就像猫一样可爱。他说如果我看着这只刺猬还能想起他来,我就是没得数盲。只不过后来小区里不让养这种危险的宠物,我就把它送给了别人。过着数盲的生活,哪有不变成数盲的道理。

    数盲看了这部小说,觉得是在宣扬一种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,是一个曾经思想觉悟低的人努力改变自我,投身普遍真理宣传工作的故事。这也是这部小说得以出版的原因。

    而非数盲的人看了这部小说,觉得在宣扬一种消极的价值观,一个人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干就光说说相声,弹弹吉他呢?但不管怎么说,这种态度也同样是正确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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